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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中郎集》十卷《外纪》一卷《外集》四卷，汉蔡邕撰，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二年杨氏海源阁刻本影印。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生于东汉顺帝阳嘉二年（一三三），少以孝弟著称。“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延熹二年（一五九），中常侍徐璜闻其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首次被徵召赴京是因为琴艺而非才干，这在其看来无异于一种折辱，故不仅藉疾病之名中止行程，更作《述行赋》云“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此后十年，在党锢汹汹、上层政治斗争异常惨烈的背景下“闲居翫古，不交当世”，直到建宁三年（一七〇），才“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又拜郎中，迁议郎，校书东观。熹平四年（一七五），“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熹平石经是官方di一次全面固化儒家经典文本的举措，不仅在当时即产生巨大影响，“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亦为后世经籍定本之滥觞，“书籍之版本，莫先于汉之熹平石经”，而蔡邕身兼此役的倡导者、书写者和校订者三一等多重身份，当居首功。虽然《隋书·经籍志》“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的说法未免失之偏颇，但反过来完全抹杀其对熹平石经的独特贡献乃至否定其经学成就，也是不可取的。
　　在京期间，蔡邕或奉诏论学作颂，或上书参事议政，表现较为活跃。熹平六年（一七七）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蔡邕以七事应对。这篇《陈政要七事疏》受到了重视并被部分采纳，“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故本传全载其文。次年七月，灵帝诏杨赐、马日碑、张华、蔡邕、单扬诣金商门，入崇德殿，“特旨密问政事所变改施行”，又特诏问蔡邕灾变事。前者是作为群臣之一，“受诏书各一通，尺一木板草书”，“给财用笔砚为对”，本传仅称“邕悉心以对，事在《五行》《天文志》”，此二志久亡，但其辞幸存于《蔡中郎集》，即其卷七《答诏问臾异》的前七条。后者是“特密问，……以经术分别别，皂囊封上，勿漏所问”，其辞具载于本传，亦即《蔡中郎集》卷七《答诏问灾异》的第八条。这是后人将两次奏对糅合成一篇的错误，而《资治通监》卷五十七灵帝光和元年（一七八）所载蔡邕奏对已是糅合两次奏对为一篇之辞，足见其发生甚早，连温公也不免传讹之失，直到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杨以增重刻《蔡中郎集》才予以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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