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休斯在书中提出，有三种方法将会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首先，同样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堆积如山的记载。第二个方法是散布在残疾、疾病、感官适应性的迹象构成的心理-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第三个方法是语言，它是有史以来在对所有类型人的调查研究中与感官联系最密切的标志，是身体与心灵之间、生命现象与符号性表达之间一条真切实在的纽带。他的观察既总结了维柯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这本书给我首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休斯绝对不是一个只沉迷于历史的历史学家，他紧跟社会思潮，将自己的视野不断扩大，他所站在的角度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他更注重精神和心态的层面，这种对于心态史的提倡是与他的个人经历无法分割的。他将当时盛行的心理史学的理论逐渐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中。他侧重研究十九世纪末年所谓“世纪末”的社会、大众心理的构成及其对之后欧洲历史（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重大影响。
作品主人公于连是小业主的儿子，凭着聪明才智，在当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与市长夫人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后逃离市长家，进了神学院。经神学院院长举荐，到巴黎给极端保王党中坚人物拉莫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很快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与此同时，于连又与侯爵的女儿有了私情。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夫人被逼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使他的飞黄腾达毁于一旦。他在气愤之下，开枪击伤市长夫人，被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书名很简单，极致对立的两个颜色，是矛盾时代赋予底层人物审慎的烙印。红，是身披戎装血洒疆场；黑，是披上黑袍走上神坛。在路易十六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的日子、在拿破仑滑铁卢之役的时代，反抗与妥协以简单的红与黑压在了那个玻璃市（又译唯利叶小城）走出的青年身上。
在生命的纵横阡陌中，或听山谷潺潺流水，或见落花蹁跹，天府之国，草屋堂前，犹听琵琶弦音，见你信步归来，你——杜甫，“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影。”
你“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志向，“何当击风鸟，毛血洒平芜”的热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叹在岁月的流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非高管位，执笔著华章；我非经天纬地之才，只求兴国邦；你有凌云之志，我有无畏之勇；你有滴水石穿的毅力，我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你有忧国之心，我有报国之志，不求名留青史，不求举世无双，只求无愧于己，无愧于国。
历史的那边，是你乐观报国的夺目光华，历史的这边，是我自强不息的坚定信念，那过去与现在重合，你的精神影响着我，鼓励着我。
周国平有一句话：“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在《德米安》中，这句话的另一版本是：“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试图跃出深渊。我们可以理解彼此，然而能解读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读《德米安》，第一次使我觉得，虽从未有书这样使我心有戚戚，但依然感到它说得太少了，（对我）太若即若离了，它像是一个朋友，一个思想有许多相似的朋友，但即使在与他相处的时间中总是心心相印，不言而喻，也清楚地知道，他终究是另一个人和另一个故事，在我们相互感应的那少而又少的时间之外，是两个广大、深渺、无人可解的世界。我自己的那个深渊，终于还得我自己面对。
在我看来，悲剧的产生分为两种：有“凶手”的和没有“凶手”的。有些悲剧的产生有着明晃晃的原因，明明白白的恶人，是他们导致了美好事物的幻灭。但在有些悲剧里，似乎谁都没有做错什么，甚至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稀松平常，但悲剧还是发生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即属于后者。说实话，我更喜欢去读这一类的书，里面没有永远的好人与坏人，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处于矛盾之中的，非符号化的。同样，作为读者的我们，在读书时也不应局限于刻板印象里，而应该真正细致地感受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形象。（蔡璐璇）
列文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之一，在书里不仅起着衬托安娜，解释安娜的作用，他的形象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作为作者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载体而存在。以下是我对列文某些观点的看法：
“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列文苦苦思索得不到结果，于是想在宗教中找答案，但是列文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自然科学，科学知识让他对宗教不能深信不疑，于是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我对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既敬佩又怜悯：不论他是一辈子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是最终发现了答案，他都会一直处于巨大的精神痛苦中。（唐恬恬）
也许你不知道郑嘉励，但是你应该听说过这句话“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也许你不知道考古工作的真实面貌，但是你应该对《盗墓笔记》耳熟能详；也许你不知道考古工作者的生活状态，但是对于他们发掘出来的稀世珍宝你应该如数家珍。
《考古四记》为你展现郑嘉励先生从事多年考古工作的所见所闻，描绘墓葬发掘的现实场景。历史与现实，古人与今人，生与死，存在和虚无，考古工作者、盗墓人与普罗大众，学术韵味与田野气息……这些似乎矛盾却又紧密相邻连的事物都在笔者的极具趣味的文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本书中，不仅仅有与考古直接相关的墓葬发掘的描绘，还有行路中的风土人情、古代器物之美、与考古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容。笔者以独特的视角、干练老辣的文字介绍考古，将有实物遗留的、更可把握的、更有代入感的、有温度的历史展现给世人，阐述对考古、地域文化、器物与自然的看法，披露被岁月埋藏在大地之下的秘密与故事。“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 ” ——这是个粗鲁的问题，也是个深刻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与笔者一起求索。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跟随笔者的脚步探寻考古的奥秘与趣事，了解古人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探寻人性和各地的风俗文化，重新认识历史、世界与自我。
于我自己而言，无论是张元济先生还是古籍保护研究都是陌生的。只有当我打开了这本书之后，我才开始了解这位将一生都投入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的先生。从本书中收录的二十来篇关于先生以及中华古籍保护研究的论文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先生的嗜书如命。先生晚年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先生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先生的一生。
几千年来，封建王朝在不断更替的过程中其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借鉴了历朝历代的经验，已相对完善。本书以晚清的协饷制度为中心，但却并未将其孤立为经济制度来研究，而是综合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晚清的协济兵饷政策对于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转移支付等都有一定相似之处和借鉴意义。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理解事物都会以一种偏向“科学”的方式，希望给它找到一种“科学”的解答。并且，我们常常根据经验，下意识地认为我们“理解”某件事，或某种现象，但深究其中的原理，我们或许无法言说。“理解”和“知晓答案”是两种不同的现象。“理解”更偏向感性的认识，相比一味地“探求答案”，理解有时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知识以外的东西。这就引发了另一个讨论，我们是否应该功利地去“理解世界”？读过这本书后，我们或许可以适当转变我们的惯性思维方式，增加一种新的体验。
Strategic thinking for a writer articulates itself as dislike and as allegiance.
——Amit ChaudhuriThe Origins Of Dislike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战略性思考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厌恶和忠诚。”
初见英文书名“The Origins Of Dislike”，我以为这是一本探讨人性厌恶根源的哲学书，翻开目录和简介才知道这是一本极具学术特质的论文集。正如塞恩・休伊特（爱尔兰时报专刊作家）所述：“乔杜里利用各种文本和传统知识，在此撰写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以简单而自信的方式发表，以可读、敏锐的语言讨论了复杂的问题。”
的确，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思考广泛，涉猎文学、音乐和艺术领域的作家以其引人入胜又严谨的方式向我们深刻揭示知识分子的虔诚和怠惰的思维，从而挑战并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艺术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